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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论人权

1979-10-22

  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坍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它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它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年2月20日)

  西藏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等领导的西南局就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政策给中央的报告。)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6月)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

  我不是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

  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的谈话)

  中国乱了是世界性问题。现在中国要是乱起来决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有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内战,只有小打小闹,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如果再乱,就难以控制了。往香港跑100万,泰国1000万,缅甸500万,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跑去几百万,会是什么局面?
所以说是世界性的灾难。世界政治家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互不干涉内政是最根本的原则。提出这些原则曾得到埃及的赞成。这些原则经得起考验,对谁也不吃亏。

  讲到人权问题,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中,连我本人的人权也说不上,为什么那时美国不谈人权问题;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和摆脱贫困,美国却提出人权问题,这是什么道理?无法理解。可见人权问题是个借口。请布什从中国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不能再让了,再让就乱了。中国不同于东欧;中国政治形势是稳定的。一个国家要动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乱起来。寻求较长期的稳定却需要花很多心血、很多时间,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1990年5月13日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的谈话)

  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江泽民同志关于人权问题的部分论述)